首先，杨亭著的《土家族审美文化研究》认为土家族在共同体逐渐形成过程中，直接受到“民族生境”的影响与制约，从而铸造了土家族审美意识。其一是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对土家族审美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高远深幽的地域环境养成了土家族以生命为美的审美观念，形成了“动”、“力”、“乐”的审美范畴，赋予土家族民众自然美的审美视阈，以及土家族民众对自然生命的价值关怀的真切体验。其二是双重的生计方式对土家族审美意识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土家族经历了渔猎文化和稻作文化的浸染，也在人与自然的同情感和亲切感的精神召领下，催生了土家族的和谐之美的审美意蕴。其三是时空观念，主要基于自然环境与生计方式所赋予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质，并且以此为基础，衍生出该民族在时间点上重现本民族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赋之以立体式的神、人与鬼的信仰空间相叠加，从而呈现山地民族之特有的时空观所折射出的善恶观念。
　　其次，在宗教仪式与艺术形式及其审美意义共生与相互依存的中心话语的引领下，将土家族的傩戏、花灯戏、摆手舞与药师等艺术形式，及其蕴涵的宗教指向，纳入到美学意义上对土家族的戏剧、舞蹈与宗教进行审美观照和美学阐释。具体表现在：
　　一是傩戏。通过傩戏的信仰空间中的神圣与凡俗场域的设置，以及贯穿于傩戏整套仪式过程中的请神、娱神(酬神)、送神环节，揭示出驱邪逐疫、禳解丰产与祈福纳吉构成土家族傩戏的文化意义，其中的驱邪逐疫和禳解丰产处于土家族傩戏的文化深层，祈福纳吉则是处于土家族傩戏的文化表层。同时，土家族傩戏借助戏剧符号与表演形式，表现出独特的审美特质，即从唱辞和仪式意义追求的世俗化倾向来看，体现了以俗为美的审美风格；从秦童饰演的审美艺术形象来看，体现了以丑为美的审美形态。
　　二是傩面具。从傩戏表演的重要载体即傩面具来看，体现了以神秘为美的审美对象。由于土家族所处的自然生境对其自身艺术形式的审美创造，以及民众的生理和心理层面发生交互作用的直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说直接导致了土家族傩面具的审美发生，同时，依托于陌生化的美感的艺术表现形态，从而实现了对神秘之美的审美指向。
　　三是花灯戏。属于“南灯”范畴的土家族花灯戏，以其浓郁的民间祭礼文化中的祭祀仪式与演出礼规，在关涉季节转换所衍生的仪式行为中体现了该民族的庆典精神，同时，花灯戏中的花灯歌舞和花灯审美情感、能指和所指、形式和意义等相互交织并凝结为一个文化指向，也就是女神崇拜。在此基础上，通过花灯戏的表演姿态、动作和唱词等戏剧符号，它所隐现的就是一种阴柔之美，这也成为了土家族花灯戏的审美风格。
　　四是摆手舞。摆手舞借助宗教仪式和舞蹈表现形式，其意义指向是祭祀祖先，同时表达了民众对风调雨顺、五谷满仓、子孙绵延、平安吉祥等情感。除此之外，“同边手”的舞蹈动态，意在提升土家族民众的凝聚力，甚至成为表达土家族族史的最佳方式，还有，茅古斯舞蹈以茅草的装扮行为，来表达对先祖们的感恩和缅怀之情。正是因为“同边手”的舞蹈动态和茅古斯舞蹈，在虚幻的力的作用下形成的“神秘的舞圈”，从而也构成了“意义的符号”。所以说，土家族摆手舞的审美价值不在于简单地复写人们的行为动态，而在于展示人们深藏内心的生命激情。更为重要的是，摆手舞体现了土家族民众独特的圆形的审美特质。
　　五是药师。土家族药师以其浓郁的地域氛围和民族特性，凭借惊异与奇特的符菉咒语与仪式环节，实现人与神在敏感空间中的交感与互通，进而构建起自身的文化身份，并在仪式中诠释了文化意义。同时，土家族药师的仪式行为的神秘体验，其本身就是一种审美体验，因而凸现了蕴涵的美学意义，主要在于药师的审美人格范型、药师的阳刚之美和审美指向。
　　最后，探讨土家族文化传统的再生产及资本转化。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型，尤其是多元文化共存与交织的发展态势，土家族民众自觉遵从了“习惯性做法”，延续了审美文化中的诸多艺术活动，同时，也在延续文化传统的过程中进行了文化再生产，其问渗透与交织着地方权力对于政治、经济、文化与象征资本的争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