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期欧美国家高等职业新闻教育产生以来，在绝大多数新闻传播事业发达的国家，新闻传播界从业者主要是来自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毕业生。所以大学新闻传播院系不仅是新闻传播学术的重镇，也是新闻传播人才的摇篮。而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办学的物质条件（实验设备、资料储备）、师资队伍，更依赖于院系的文化氛围、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其中，教材建设尤其重要。所以，言教育者，不可不谈教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虽然晚于欧美，但是相对于报业的历史进程，新闻传播教育与欧美诸国的差距不是太大。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徐宝璜、邵飘萍等编纂的第一批专业教材奠定了近代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基础。30年代以后，新闻传播教育在国内迅速兴起，教材建设也风起云涌，一片繁荣。1949年以后，新闻传播教育虽然历经坎坷，但是从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和新闻传播事业及新闻传播教育的繁荣，新闻传播专业的教材建设进入了黄金时代。以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及高等教育出版社为代表，集中国内智力，编纂出版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新闻传播专业教材，基本上满足了新时期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需求。
　　然而，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传播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传媒转型与社会转型齐头并进，不仅整个社会结构、功能及运行模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新闻传播领域也今非昔比。在传统的纸媒、广播电视媒体之外，各种网络数字媒体层出不穷，媒体及其信息对社会系统的渗透达到程度。信息的交流和分享不再是上流社会独享的精神特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信息交流与分享的过程，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以至于出现了“人人皆传者、人人皆受众”的局面。在这个几乎完全消除了信息门槛，人人都是传播者、所有人都是接受者的信息时代，信息传播的模式由过去的自上而下或由点到面辐射式传播转变成为即时交互式传播；传播流程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实现了再造，一些传统的工作岗位被裁汰或合并，一些适应新的需求的岗位应运而生，不同的岗位对于工作技能和职业操守提出了新的要求；过去不同媒体对于信息资源的一次性使用，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被视为一种浪费，中央厨房式的信息生产实现了对信息资源的多次开发和充分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播的机制和对于传播渠道、手段的调控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必然会传导至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出新的要求，从而倒逼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
　　在网络时代，职业传媒人应该有更加敏锐的新闻嗅觉、更加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更加全面的专业技能、更加丰富的知识储备、更加宽广的观察视野，能够胜任新闻传播过程中不同岗位的自由流动，新闻传播实务操作的“十八般武艺”，应该样样精通。对这种新的职业要求，必须从学校开始，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培育，而教材建设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长期以来，新闻传播专业的教材在形式上一直停留在纸质教材的层面；在知识结构方面，基本上都是以课程为单位封闭的知识链环；其内容的组织，大体上都是满足于单一专业领域知识点的梳理和整合。这种教材编纂与印刷时代的知识传播特点是直接相关的。可是我们今天置身的时代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于过去，信息时代的知识爆炸，网络环境下的大数据、云存储及移动互联的便利技术，使得知识的传播和学习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这种情境下，老师与学生的知识不对称状况已经不复存在。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主动、积极，其获取知识信息的能力也远胜于既往。这一切不仅对老师的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专业教材的编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