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地看，此书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立论明确而有创意，将创伤记忆作为研究奥尼尔的整体指导思想，是一个很有创新意识和学术吸引力的设计，这是作者进行奥尼尔研究所获得的最珍贵的成果之一。其二，思路开阔，构思清晰。除了在作家个人的心理活动特点、文本细读上下工夫外，还从西方悲剧史的角度比较地观察奥尼尔的创作特点，从而使得奥尼尔的创作个性与风格特征更为鲜明。这是一个必要的思考维度，不能从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就无法鉴别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没有对对象独特性的确认，就无法确认这个对象的价值。其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创伤记忆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属于传记研究，这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法极相近。但我认为作者偏向于“知人”，作者的处理是恰当的，与其选择的研究目的相一致。“知人论世”要求应当从“知人”扩大到“论世”才算完整，可专著毕竟谈的是创伤问题，它与时代相关联，可更多地是与家庭相关联，与自己的个性气质相关联，所以，多谈一点“知人”的东西，恰恰体现了研究方法在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时，应当作出灵活的调整，以便增加研究的灵活性，达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某种共时的统一性。整体地看，此书有这样几个特点：其一，立论明确而有创意，将创伤记忆作为研究奥尼尔的整体指导思想，是一个很有创新意识和学术吸引力的设计，这是作者进行奥尼尔研究所获得的最珍贵的成果之一。其二，思路开阔，构思清晰。除了在作家个人的心理活动特点、文本细读上下工夫外，还从西方悲剧史的角度比较地观察奥尼尔的创作特点，从而使得奥尼尔的创作个性与风格特征更为鲜明。这是一个必要的思考维度，不能从这一维度进行研究，就无法鉴别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没有对对象独特性的确认，就无法确认这个对象的价值。其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创伤记忆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属于传记研究，这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研究法极相近。但我认为作者偏向于“知人”，作者的处理是恰当的，与其选择的研究目的相一致。“知人论世”要求应当从“知人”扩大到“论世”才算完整，可专著毕竟谈的是创伤问题，它与时代相关联，可更多地是与家庭相关联，与自己的个性气质相关联，所以，多谈一点“知人”的东西，恰恰体现了研究方法在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时，应当作出灵活的调整，以便增加研究的灵活性，达到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某种共时的统一性。
研究奥尼尔这样伟大且复杂的作家，本身就是一项精神上的探险活动，缺乏勇气，不得要领，误人歧途等，往往都会造成无可奈何的缺失。作者能够向学术界提供这样一本严肃认真的书，我认为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具有个人创见的成绩，为国内的奥尼尔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但我个人认为，作者的研究活动还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对于文本，还可以读得更细一些，通过文本深入作家的思想情感状态。其实，研究上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就得多读、多思考。多读，才能吃透文本；多思考，才能分析文本。我以为奥尼尔的创伤记忆所形成的“内宇宙”，可能是作家中最丰富的“内宇宙”之一，如何介入它、体验它、分析它，确非易事。若以大端而言，恐怕也就只能通过阅读、涵咏、潜思才能接近吧。这每桩事，都是要求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别人的生命，才能换得研究的深刻，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我相信作者能够在自己选择的学术路上走得更踏实、更深入，收获更多的成果。
卫岭的这本专著，挂在比较文学学科名下，这没有什么不好。往宽泛一方面说，只要是中国人写的外国的研究，或外国人写的中国的研究，都是比较的，只是自觉或不自觉而已。每一个进行研究的人，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思想个性与背景进入研究，这种个性与背景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生作用，就产生了有差异的视界，通过将这种有差异的视界表达出来，实际上也就完成了对话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就是比较，用于文学研究方面，就是比较文学。但比较文学不是一味地往大里做，好像做得越大越好，用不着边际来显示渊博。其实，正是有人把比较的研究做得太大，才出现了比较文学的危机。若比较文学的研究都是从文本出发的，都是言之有据的，都是先熟悉文本与作家，再研究它们，恐怕危机也就解除了。所以，比较文学的危机实际上只是研究者的危机，而非学科的危机。危机是那些不切实际的研究幻想所造成的，却让整个学科来承担，这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清除幻想式的研究，恐怕是比较文学学科的一项相当长期的任务。过去学界流行一个笑话，说是做不了外国文学的研究，也做不了中国文学的研究，就去做比较文学的研究。这样的笑话，其实是警告，比较文学不可乱来，乱来的话，学科就危机重重。显示全部信息